三 丧本者：第三代流氓
我已经说过，无赖是流氓衰退的标记。在英雄和侠士的最后时刻，江湖开始沉默，随后又变得更加聒噪，因为无赖正大规模涌现，像飞扬在庞大旧宅里的灰尘。无赖就是丧失了信念的流氓，灵魂与肉体都无比慵懒起来。流浪和逃亡的日子已一去不返。在市井的喧嚣中，他们百无聊赖地活着，依靠欺骗、敲诈、偷盗、淫乱或吹牛与回忆，度过平庸可笑的生涯。无赖拉上了流氓英雄时代的帷幕。
另一方面，在历史苦难的阳光里，精神与肉体分离的时代开始了。越过秦汉的严酷岁月，两晋的动乱浮现在所有史官的典册之中。贵族与人民远离家园，向着温暖的南方大规模逃亡，丧地者和丧园者的恸哭交织在黯淡的土地上，构成第一代与第二代流氓最广阔的温床。隐士的队伍像山上的薇菜那样生长，达到先秦以来令人惊讶的数值。
对于隐士，我们能够发表一些什么样的看法呢？最初，隐士被当成了某种更为高洁的失地者或失国者，为捍卫肉体的安全和灵魂的自由而含志苟活，如同庄周所热烈颂扬的泥龟。他们是那种企望在土地与国家以外获得家园的人，并且比任何流氓都拥有更饱满的信念。就此，隐士跟无赖构成了流氓的两极。在无赖的卑琐背景下，隐士的面容放射着恬淡的光辉。
隐士同时是流氓英雄的内在敌人。面对正义与非正义的呼声，他们终止了全部的倾听。他们是耳目俱塞的游戏者，行走在世俗暴力的外面，拒绝对一切罪行作出判决。当英雄在血泊中翻身时，隐士正演奏着古琴，眺望天边的鸟群。隐士说，我是与世无关的人，我虽然醒着，可是我睡着。隐士就这样旷达地取消了英雄的悲剧意义。
竹林七贤的游戏：面具还是实存
让我们来检索一下“竹林七贤”的事迹吧。这些伟大的隐士标志着中国流氓精神所能企及的最明亮的高度。我们被告知：游戏是他们的基础话语方式，而“逍遥”是这话语是的最高主语。据阮籍自己声称，他少年时代就学习剑法，像侠士那样轻狂放任（见于《咏怀》）。到了壮岁以后，史传又陈述他总是“登山临水，经日忘归”，或饮酒长醉，狂傲不羁。而“竹林七贤”的另一个成员刘伶，跟他一样有赤身裸体纵酒狂饮的无耻癖好（见于《世说新语》）。他们就此在流氓的语法里潇洒地行进。
然而，在事实的深处，隐士虽然睡了，可是他却内在地醒着。几乎所有的史官都省悟到了这点。他们流露出那么多难抑的痛楚，似乎独自负荷着历史的全部苦难。以下的传说可以表明这点：阮籍经常独自驾着马车，毫无目的地漫游于旷野之中，直至穷途末路，就放声痛哭，掉头而归。存在的迷津引发着这个人的全部凄苦。
阮籍的哀歌明澈地注解了他的哭泣。他在《咏怀》诗里援笔写道：“独自伫坐于空屋，有什么人能够使我快乐？出门对着绵延无尽的道路，看不见过往的行人和车马。登上高处以眺望祖国，只见悠远阔大的旷野，尺鸟与走兽正在寂然离去。”这是用隐喻的方式宣告一种新的重大经验：在历经与土地、国家的分离之后，流氓面临着与整个世界的分离，或者说，他遭到了整个世界的遗弃。
这样一种无限孤独的话语立场，是流氓史上前所未有的。面对国家、群众和告密者的暴力威胁，隐士的恐惧无以复加。从安谧的黎明醒来，不知道黄昏是否依然在世。活着，就是在薄冰上胆战心惊地行走，并且要在众人面前露出狂傻的表情。
魏晋隐士的这种两重脸庞引发了人的诸多阐释。但只有一个理由能够打动我们，那就是官僚知识分子的面具话语。基于国家的无限昏乱和残暴，也基于对自我生命的凄楚的怜惜，人渴求着一种他所不是的东西，它在人之外，同时又代理了人的全部。真实的嘴脸或灵魂被惊恐地收藏起来，仿佛收藏起一件犀利的凶器，以经受国家目光的最严厉的控查。
这种所谓“佯狂”和“佯傻”的言说策略，自魏晋开始，竟成为隐士与非隐士所思慕的一种风度。在抽取内在的痛苦之后，它遭到众人的大规模效仿，并从根基上消解着这亚细亚最有魅力的精神语法。不仅如此，它还制造了以下深远的印象：游戏是所有面具话语中最有魅力的那种，因为它编织了一个最具欺骗性的假脸，并从痛苦与仇恨的反面塑造了人的轻快形象。
嵇康的死亡言说
但嵇康事迹所散发出的凄婉气息制止了这点。如果重返那个令人惘然的时代，我们将看到一幅与常识历史有所不同的图画。根据一种比较严厉的看法，在“竹林七贤”的两个最高代表中，阮籍是司马氏王朝的无可奈何的拥护者，而嵇康才是真正伟大的志士，因为他最终站到了死亡的一边。
公元262年，嵇康被国家处死于洛阳，罪名是欲助叛逆和言论放荡。尽管这个人拥有出色的面具话语，并且以游戏放诞和养生练气著称，他竟不能避免这悲怆的结局。在就刑的地点，嵇康眼望人间寒冷的阳光，向监刑官索取古琴，以弹奏那支旷世的琴曲《广陵散》。这是面具话语的最后一次言说。面对刽子手的刀影和沉默的群众，嵇康的手指在丝弦上震颤，音乐像疾风一样卷起，击打着往者与来者的灵魂，连鬼神也在惊泣，而嵇康神色杳然，视死如归。
这是一种怎样的言说啊！日常话语已经衰竭，舌头与嘴唇在时间的边缘缄默，只有手指触及了世界的本文，也就是摸到了生命的最深处。在死亡的前沿，对生命的挚恋散发出无与伦比的游戏光辉，使死亡之刃变得黯淡。琴语曾经被误以为是舌语的一种面具，而此刻却喊出的最高的爱和憾惜。尽管这曲音没有被记谱或传授，但后世所伪托的《广陵散》，依然充满着如此博大的悲痛与喜悦，仿佛来自宇宙天籁的合唱。
那幅死亡的诗意图画，正包含着我们所要索取的消息。由于嵇康的缘故，我们对游戏话语产生了全新的看法。作为中国流氓精神的最高命题，游戏总是指称着人的言说（存在、生活）与本文（本质、在者、生命）的极度分离。言说的潇洒与本文的痛苦尖锐地对立着，并因此把我们引向知性的迷误，以为这游戏不过是人的面具话语，也即用以掩蔽人的本文的一种谎语，而它事实上即是人的另外一种实存，它响应着来自先秦的悠久信念：人可以在其本文之外逍遥地存在。由于刀与琴这两个玩具的对峙，或者说由于死亡的逼迫与追问，游戏的真实性迸发了出来。在长久的分离之后，作为外在游戏的欢乐和作为内在本性的痛苦实现了瑰丽的会合。
本文和言说的破裂
毫无疑问，死亡并没有结束问题，相反，它进一步照亮了问题的尖锐轮廓。基于一种与国家（有时是整个人类语境）关系的严重的精神性对抗，人的言说从他的本文中漂流了出去。人藉此而成为他自己的流氓。这本文就是人自我实现的全部可能性，也就是终极实在和最高本文在人里面的一种呈现，它构成了人诗意栖居的内在家园。然而，人在其历史中形成的全部罪恶都反对着这个本文，并迫使人作出背弃它的言说。这起初可能只是言说对本文的一次佯谬，而最终却变成了货真价实的破裂。
正是从人与土地、国家和自己的三重破裂中诞生了我所说的第三代流氓。游戏不是要修改人的本文，而是要使这破裂获得一件令人惬意的形式。流氓将带着这种巨大的破裂活着，去维系与土地和国家的古怪联系。令人惊讶的是，流氓总是企图响应庄周的号召，使游戏上升为人的本文，而其实它通常只是人的一种有限的言说。但这言说并不仅仅是依附于本文的一个形式，由于它与本文的破裂（差异、矛盾、分歧、反对），它竟然拥有一个类本文的面貌，并且使游戏获得本体论（“道”）的崇高地位。
游戏的意义就这样跃现在中国文化景观里，从活着的游戏（阮籍）到死亡的游戏（嵇康），流氓改变了人的存在。人突然发现，原来他可以这样而不是那样活着，也就是可以在痛苦的本文外轻快地（洒脱地、逍遥地、狂放地、装疯卖傻地）言说着。这言说一开始是对本文的掩蔽，随后就变成了对本文的消解。最后，在少数大师的动作下，游戏把言说彻底地转换成了本文。尽管这是一个罕见的后果，却足以构成对人的本文乃至终极实在的威胁与挑战。
流氓就此在他人的目光与听力范围内生活：一方面保持着内在的紧张、焦虑、恐惧和苦痛的感受，一方面又要竭力从这种浓度中逃亡，使自己的外在生活获得某种轻松的气质。这无非就是一次生命的难以承受之重与生活的难以随之轻间的尖锐对话，它们彼此打量和互相反省着，但对流氓来说，重要的不是保持这精神分裂的状态，而是要凭借游戏离开那个苦难的本质。
游戏者唐寅
不错，游戏话语就是流氓实现内在逃亡的道路。流氓日夜兼程，远离本质的黑暗家园，去追赶一个他所不是的生活，在他的身后，游戏呈现着无限迷人的面貌。对于人民而言，在这方面，“竹林七贤”的事迹充满了过多的悲痛和失败，李白和杜甫则相去其甚遥，只有唐寅的传说才放射着喜悦与胜利的光辉。越过漫长的岁月，中世纪市民的自由信念在这个游戏者身上已得到完美实现。他代表了一个游戏在其中达到世俗高潮的时代。人民所爱的是这样热烈单纯的游戏者，而不是那些灵魂和话语都过于阴郁深奥的隐士。
根据人民的一种说法，为博得某个姿容绝佳的丫环三次微笑，唐寅居然隐名埋姓充当他人的家奴。尽管这一才子与佳人的调情故事遭到了知识分子的严辞否认，但人民坚信这点。直到今天止，电影、电视和杂志仍然在大量重复这个趣味低下的传说，因为它彻底地表达了游戏人生的市民理想，并成为人民的当前生活的历史样板。
在某种意义上，唐寅是欧洲民间传说中的唐·璜的兄弟。他像后者那样纵情于声色，并且企图穷尽一切美丽的女人和生活的快乐。在一片灿烂如云的桃林间，他筑室而居，会友狎妓，赋诗作画，酒酣而眠。到了花落的时节，就吩咐下人小心地把残瓣拣拾起来，用锦囊装了加以埋葬（这一场景以后被曹雪芹写入了他的那部怜香惜玉的伟大小说）。他要藉此掩埋掉那些美丽而又悲怆的事物。
唐寅四十八岁的某个梦境暴露了一切：他看见自己正在朝廷上为皇帝草拟文告。这是流氓一直要加以忘却的国家主义理想以及由此产生的灵魂剧痛。自二十年前因科举舞弊（为人作卷）而被捕，他就开始了从黑暗的记忆家园的逃亡——那个家园里陈放着他的作为本文的全部信念和疾苦。
“头插花枝手把杯，听罢歌童看舞女。”（《默坐自醒歌》）
“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了不上长安眠。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把酒对月歌》）
“酒醒只在花前坐，洒醉还来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 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桃花庵歌》）
这些普遍传播于民间的诗句，是流氓话语的一个范例，它们旨在赞美流氓离弃国家（外在家园）和自我本质（内在家园）后的那种诗意的存在。那存在经过唐寅无限清丽的题写，便有了一种蛊惑人心的光辉。桃花、月亮、茅舍、醇酒、歌童、舞女、还有半醉半醒的隐士，——游戏的景色多么迷人！在失去了本质的家园之后，存在竟然能够找到它新的幸福寄所，这是所有对第三代流氓的最有力的鼓舞，它使流氓以为：游戏完全能够为人构筑一个自足的存在，而这个存在是可以充分替代本质的。
但令人惊讶的是，正是这个饱受赞许和倾慕的流氓文人英雄，推翻了由他本人制造的自足存在的神话。在五十四岁（公元1524年）弃世的前夜，唐寅缅怀自己度过的绚丽岁月，蓦然悟到：无论死后还是生前，他的存在都不过是对“异乡”的一次“漂流”而已（“阳间地府俱相似，祗当漂流在异乡”）。这是流氓对其生涯所能给出的最明彻的总结。站在生命的尽头他才开始懂得，他从未得到过任何家园。在离弃本文之后，他的言说成了一个空无。漂流，就是让他永久地失去存在的根基，成为没有灵魂栖所的异乡人。
徐渭的颓败：从自杀到苟活
这种关于异乡人的沉痛感受是无法被死亡终止的。相反，死亡的迫近激发了人对其自身之在的追问，而且，这追问当时已经有了一种令人绝望的解答。然而有谁在倾听？有谁被这作为流氓的苦痛所惊骇和震憾？又有谁会为这倾听而痛不欲生？
是的，在我看来，只有唐寅同一时代的徐渭才对此作出激烈的反响。四十年之后，那个被誉为明代“第一”的诗人和剧作家的流氓，把一枚尖利的大铁钉插入了自己的耳朵，——他要藉此去打断生命的无尽倾听，如同梵高把割下的耳朵扔向妓女的床第。这里聚集着一种针对耳朵的秘密的怨恨，因为倾听传达了有关流氓自身苦难的严厉消息，而徐渭不能承受这来自本文的沉重。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唐寅的更加脆弱的兄弟。
任何熟知徐渭的人都已看到，为了成为一个“举人”，他居然八次参加考试，耗费了整整二十四年的岁月。对国家家园的极度渴望和进入这家园的道路的极度艰难，引发了这个人的内在苦难，他在破裂的本文里辗转打滚，痛不欲生。而在言说的层面上，他还要竭力去维系一种游戏放诞的存在，如同那些流氓兄弟所作的那样。正是由于本文与言说的剧烈分离和这种分裂的难以承受，徐断然选择了死亡，也就是选择了那些犀利的铁器，以便能够藉此结束暗无天日的生涯。
这无疑是流氓超出自身命运的最激烈的努力。而令人惊诧的是，徐渭的每一次自我消灭都归于失败，以至只能把凶器转向他置身于其中的那个语境。他就这样动身去杀死自己的妻子，并度过了长达七年的囚徒生活。枷锁、蚤虱、饥饿、寒冷与羞辱都来消解他的死亡意志和勇气，吁请他带着这无尽的痛苦活着。正是在牢房的阴影里他开始从事气功修练并获得了永生的信念。
以上的变化是一个急剧退行的过程：从坚定的自我剪除开始，退向对他人的剪除，直到放弃所有激烈的生命革命成为苟活者为止。徐渭就此显示了流氓在历史中的怯意。出狱之后，他更加放浪形骸地活着，把本质与存在的分裂推向了极点。据一个朋友声称，徐七十三岁离世时，疾病和贫苦像噩梦一样缠绕着他，床帐与草席俱已残破。当他的灵魂悠悠升上天空时，他的身体竟然只能躺在散发着霉味的稻草上。但即便如此，这个人还是不愿由自己去结束存在的最后时刻的潇洒游戏，除非肉体弃他而去，他决意要在这分裂中长生、谋求零碎的福乐，并在这分裂中维系一种没有尽头的苦难。
“乐难顿断，得乐时零碎乐些；
苦无尽头，到苦处休言苦极。”
这幅对联是一个在民间饱受景仰的第三代流氓的最后独白，他藉此活在了历史与人民中间，成为种族记忆里的凄迷景色。徐渭的个案向我们证实，流氓不能在自身领域（层面）内解决其分离的苦难。无论向土地、国家和存在发出怎样的呼喊，挫败或殉难都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简单的流氓只占有其中的一种分离，复杂的流氓才会同时拥有多重分离，并由于这些分离而开拓着历史的不幸面貌。
流氓与终极信念的战争
我们已经获悉，流氓是极度醒目的道德标志，它的大规模滋长，宣喻了一个动乱和罪恶时代的降临，而人性纯洁的日子已一去不返。但这决不是由流氓一手造成的，在许多情形中，流氓只是种族黑暗的悲剧性承担者而已。面对世界的崩解，流氓反叛的呐喊响彻云霄。只有人民倾听着这满含激情的喧嚣，并且要为流氓脍炙人口的事迹进行辩护。正是在这种民间话语的温床里，流氓的公共形象得到了纠正。民众从来都是流氓的同谋。
对中国流氓精神的反思与批判，指涉了一个我所关注的历史性难题：尽管这流氓国度充满着人与土地、国家以及人的本文与言说的巨大破裂，但它却从未真正拥有过那种与神的分离以及由这分离所引发的无限苦痛。这与其说是神性的缺席，不如说是流氓为自己作出的一个精神限定。在所谓“内在超越”的范围里，流氓紧张地工作着，企图把一种高级的存在游戏（“禅”）提升到终极本文的地位，藉此造成人与神内在会合的假象，而事实上流氓就是它自己的神明，爬行于反叛和皈依、正义和无耻、英雄美学和无赖丑学的隙缝间，去谋求一个形迹可疑的家园。在那些香堂的神位上，流氓所供奉的不过是另一个流氓（关羽）的偶像。而且在昏暗的烛光里，就连这样的偶像也变得摇摇欲坠起来。
流氓所恐惧的正是那些与破裂有关的深度、中心与永恒，由于它们使痛苦在时间和空间方面征服了人。从一个沉重的本质里逃开，并且用那种游戏的、平面的、没有深度的存在去取代这个本质，——流氓的使命就是如此。无论这使命是否在个人经验中得到实现，它最终构成了对终极信念的严重消解，因为深度、中心和永恒的三位一体，正是人为神的降示所准备的哲学家园。
是的，流氓向人的终极信念宣战的日子早已降临。千百年来，流氓与国家共同塑造着我们这个种族的残破的灵魂，并都把中间价值（土地、国家、人民）当作世界的最高语法。在思想的阴影里，流氓吞噬了人的精神性无限向上的可能。这一历史灾难受到二十世纪后现代主义的大声喝彩。但古老而秘密的愿望再一次涌现了，屹立在流氓丛生的土地上，那就是对人类的终极家园的绝对关怀，它要制止流氓的无限繁殖，并将至高的爱交还给饱受分离的人们。这场思想战争正在题写世纪末中国人文精神的最后景色。谁是那胜利者，谁就能成为新世纪民族纲领的灵魂。N
录于北京燕山出版社《流亡与栖居》（199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