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轲刺秦王,是司马迁听来的故事。荆轲作为战国时代最后一名带剑者，也因此游走于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之中（《太史公自序》）。荆轲的歌声作为与暗杀暴力截然相反的浪漫诗性，标志着荆轲这一失败的政治暗杀行为的最高境界——英雄悲剧。荆轲作为悲剧英雄被司马迁称为“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刺客列传》）。透过神勇、重诺、正义、牺牲……种种外在的虚妄价值观念所湮没的事件的真相，拂去蒙蔽在荆轲行刺的本真意图上的岁月的风尘，荆轲的歌声中所秉有的悲剧英雄美凸现在秋风萧瑟的易水河畔。

    国家是一个很奇特的历史概念，国家的标志——铜鼎象征着生命的依据：锅灶和食物。国家的建立是一类人（阶级）幸福生活的天堂。当另一类人也试图进入天堂时，刀光和鲜血开始出现。夏商周的更迭就是由于另一类人的强力而迅速达成的。当争夺者的暴力不分彼此之际，乱世从此降临。春秋战国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争夺鼎器而互相撕杀的黑暗岁月。在这个岁月里，肉食者指挥着刀斧的去向，弱小者挣扎在鲜血之中。其中，失去束缚的人们（史称氓）分化成两个集团：一种用思想和舌头生存；一种用肉体和刀剑生存。韩非在《五蠹》中称前者为儒，后者为侠。荆轲作为侠游荡在魏国、赵国、燕国。

    儒者的行为使本来就混乱的世界更加动荡，十人十义的思想使肉食者莫衷一是，苏秦张仪更摆布得争夺者刀斧四向，苦难的人民更加苦难。荆轲一类的带剑者则因其以弱抗强的意义给这些挣扎于苦难之中的人民以微芒与幻想。侠作为代表人民正义的暴傲之民，完成自身功名，是由于与有养士之风的四公子达成了默契。“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孝”（《太史公自序》）是信陵孟尝之流垂名的手段，侠也因之获得尊严、珍宝、车骑、美女以及暗杀后的名誉。荆轲便是在燕太子丹那里获得了侠所需要的一切。英雄的称谓也因此在贵族与平民之间流传。

    复仇与报恩是侠的根本动机和意义，复仇与报恩的行动是以死为结局的。如果没有曹沫这个人物的出现，侠极有可能隐藏在韩非的法制阴影之下。曹沫的成功赋予侠功名与生命兼得的可能（否则，不知又有多少贪生者退出侠的身份），曹沫近乎完美的政治绑架为侠开辟了新的道路——带剑者可以不流血，完成刺杀行为，英雄不死可以成就英名。

    燕太子丹指给荆轲两条道路，两条都能成为英雄的道路。一条是曹沫的道路，一条是聂政的道路。曹沫使荆轲成为英雄变成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在荆轲动身刺杀嬴政之前的情节却却并不美妙——荆轲自己道明了这一点：提匕首入不测之强秦（《刺客列传》）。曹沫的行为变成假想，聂政的身影在不远处招手，所以面对“勇士”秦舞阳、远方失约的朋友和全身缟素的送行者，荆轲只能在高渐离的筑声中唱出赴死的心愿。

    专诸、聂政的事迹中鲜明表露出的是报恩的主题，他们的目的仅仅在于刺死目标，决无其他附加意义。他们充满感性的行动多少带有鹰犬的意味。而豫让、高渐离的行为则是为知己而赴死的侠义行为，除了前者略带奴才性质。他们没有承诺，是临义让生的侠客。专诸、聂政是冲动重诺感情用事的杀人机器，豫让、高渐离是用侠义之心完成自己理想的感性英雄。而荆轲则是这四个刺客闪光点折合而成的理性悲剧英雄。
    司马迁激烈的文字作了如下表述：“荆卿好读书击剑……”“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深沉好书”。荆轲深刻地了解，六国的大局将颓，以及刺杀暴秦的毫无意义，也正因为他深知杀死暴君并不能阻挡侵略者的步伐，所以才力图效法曹沫不做无谓死而导致失手，这一点我们可以考察他临死前的笑骂——“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所以，荆轲的赴死更有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英雄气慨，是理性中绝望的英雄悲剧。

    《左传·襄公廿四年》中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作为与死亡对抗的价值规范，是古代中国特有的悲剧意识。雅斯贝尔斯说，在这种文明里，所有的痛苦、不幸和罪恶都只是暂时的、毫无必要出现的扰乱。世界的运行没有恐怖、拒绝或辩护——没有控诉，只有哀叹。雅斯贝尔斯因此断定中国人舒缓宁静的面孔上“没有挣扎，没有挑战”，没有悲剧感……但这是异族人的误解。中国人这种肯定人生悲剧的悲剧意识是道德价值意义上的悲剧超越。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意识在荆轲的歌声里得到完美的体现。荆轲的赴死是用死亡对抗死亡，获得永生的绝望行动。

    盖聂和鲁句践，因荆轲而留名的两个人物，其人其事不得而知。《刺客列传》中记载荆轲“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二人大约不贤不豪。盖聂与荆轲论剑时“怒而目之”，鲁句践与荆轲博奕时“怒而叱之”，这两个人的“怒”实在莫明其妙，特别是后者，在荆轲死后私下里的惋惜更令人费解。研究人员因此推论荆轲剑术不佳也是一种误解。田光作为处士，应该是一个很知人的智者，燕太子丹也总不会用一个必败的劣等剑客去触摸嬴政的屁股。盖聂的目光和鲁句践的怒叱大约更包含的是“卫庄公不用”的荆轲的再度被遗弃。好读书击剑而不被赏识任用，谋求富贵达成功名以至不朽的企图被悬置，生命的价值不被肯定，这是荆轲作为带剑者的最初的悲剧。所以，荆轲最终流落在燕市街头，与艺人高渐离和杀狗的屠夫为伍，在酒中寻得片刻慰籍。然而作为理性英雄的荆轲当然不能在酒中寻得人生意义的凭据，所以荆轲哭。这种壮志未酬怀才不遇的悲剧也最终导致流民荆轲在田光先生和燕丹太子的温暖中进一步走入死亡悲剧。

    处士是敬意的称谓，是指有才能有地位而等待参予政治活动的人，一如处女。田光是这样的一个人。田光是荆轲在诸侯列国中交结的贤豪长者之一，田光的温暖标志着荆已接近侯门。终于，在太傅鞠武的推荐下，田光承担了燕丹的重托，并用自己的性命为荆轲打开了功名的大门。门里是权势与富贵的占有者燕丹。
    燕丹的温暖是一种奇异的温暖，这种温暖既包涵着所有尘世最奢华的欲望，更包涵着燕国做为弱小者对抗强秦所产生的正义话语所带来的有关不朽和生命终结的最后黑暗。面对这种温暖，荆轲犹豫很久。但是作为假想中的侠义英雄，荆轲最终还是拥抱了这种交织着人生辉煌和死亡黑暗的温暖——一幕英雄悲剧也因此进入了高潮。

    如果抛开荆轲所等待的那个失约的远方朋友的可能作用，勇士秦舞阳则决定了这次政治暗杀行动的最终结局。
    燕国有勇士秦舞阳“年十三，杀人，人不敢忤视”——面对“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的嬴政，勇士秦舞阳色变震恐。暗杀小组的每一个行动细节因此被瞬间改写，荆轲只能在暴君的警觉中孤注一掷。
    悲剧的结尾，是荆轲面对暴君与死亡的笑声、秦舞阳被剁烂的肉体还有远方若隐若现的高渐离的筑声……

    英雄的意义往往被规定为：自愿对正义的承诺和牺牲换取自我的确证及荣誉。这种外在规定性的本质是虚妄的。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曾引庄周的话：“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司马迁对善恶无凭的探问最终消解了英雄的价值意义。而荆轲的歌声却使荆轲在价值意义之外获得生命。

    （荆轲既之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视，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风萧萧兮易水寒——秋风，万物凋零；流水，逝者如斯。
    悲秋、流水，这两个哀叹生命的意象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特质。
    侠，身体的暴力；儒，语言的暴力。无论是侠还是儒，只要互相逾越，便产生了虚妄的意义以及悲剧，荆柯的歌声与赴死因此照亮了后世的侠，但所有的原因却皆缘于儒。